今年，是毛澤東同志批示學習推廣“楓橋經驗”55周年，也是習近平同志指示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15周年。

　　在中央有關部門的有力指導下，浙江歷屆省委、省政府十分珍惜“楓橋經驗”，高度重視學習推廣工作，根據不同時期的形勢任務，提出明確要求，不斷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使之與時俱進，顯示出持久的生命力。

　　回望“楓橋經驗”的發展歷程，是一個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的過程，是一個由點及面、擴大覆蓋的過程，是由“盆景”變為“風景”、聚“風景”為“全景”的過程。今年2月，省綜治委出臺了《關于總結提升推廣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全面總結五年來堅持發展“楓橋經驗”的成功做法，提升推廣新時代“楓橋經驗”創新成果，讓“楓橋經驗”花開滿園，碩果累累。

　　從今天起，浙江法制報各路記者將分赴全省各地，感受“楓橋經驗”的生機活力，探尋“楓橋經驗”在新時代的豐富內涵，尋訪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的最新成果，敬請關注。

      諸暨市公安局楓橋派出所外墻上的“群眾”兩字是人民警察的工作要求。

　   錢塘江潮起潮落，見證了無數重要的歷史時刻。

　　55年前，在諸暨楓橋——一個并不起眼的江南小鎮，基層干部群眾用自己的創新行動，生動實踐了“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的樸素愿望。

　　1963年11月，毛澤東同志對這一經驗作出批示：“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

　　五十五載光陰荏苒，有許多事物消逝在歷史長河中。而這項來自基層的工作經驗，歷經半個多世紀，卻迸發出穿越時空的旺盛生命力。它走出楓橋，在浙江大地開花結果；走向全國，成為全國政法戰線的一面旗幟，社會治理的一棵常青樹。

　　2003年11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指示要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2004年5月，在他的親自倡導下，浙江省委作出了建設平安浙江、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決策部署，為創新發展“楓橋經驗”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舞臺。

　　在“楓橋經驗”問世半個世紀后，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就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作出重要指示，“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

　　五十五載時光飛逝，浙江經濟社會發展日新月異，人民群眾的需求和期盼日益增長，“楓橋經驗”所處的歷史方位、發展環境也已發生很大變化。

　　然而，“楓橋經驗”為民的初心始終未變，黨建引領的政治優勢始終未變，因時而動、與時俱進的鮮明特征始終未變。

　　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楓橋經驗”不斷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形成新的實踐成果、理論成果。新時代“楓橋經驗”，已經成為基層社會治理的典范，成為平安中國、法治中國建設的精神力量。

　　一大政治優勢

　　黨建引領，黨員帶頭

　　黨建引領，黨員干部帶頭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也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政治優勢和根本保證。

　　55年的實踐證明，凡是“楓橋經驗”堅持和發展得好的地方，都是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先鋒模范作用發揮得好的地方，也是黨建工作和社會治理融合得好的地方。

　　“要把創新發展‘楓橋經驗’貫穿于平安建設始終。”2004年8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在紹興調研時說。

　　自此，在浙江各級黨委、政府的高度重視、持續推動下，“楓橋經驗”始終貫穿浙江社會治理全過程。一個來源于鄉村的治理經驗，一步一個腳印，走向城市社區，深入海島漁村，延伸到互聯網上，發展成為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的經驗。

　　黨政推動，黨員帶動。基層治理創新實踐的“領頭雁”正是基層黨組織。“楓橋經驗”在新時代要創新發展，至關重要的一條，就是使基層黨組織建設與基層治理有機銜接、良性互動，以黨的建設貫穿基層治理、保障基層治理、引領基層治理。

　　如何銜接？又怎么互動？“楓橋經驗”的發源地楓橋鎮在摸索中找到了方向，一條“十里楓林”的“紅楓”黨建景觀帶展示在人們眼前——

　　以“紅楓”黨群服務中心為核心，“楓橋經驗”紅色黨建和“紅楓治水”黨建兩條黨建示范帶，楓源村、杜黃新村的“黨建+社會治理”，樂山村、大干溪村的“黨建+五水共治”，新擇湖村的“黨建+新農村建設”三條軸線的“紅楓”黨建，澎湃力進一步激發，活力進一步釋放。

　　走在“十里楓林”，我們忍不住為“紅楓”喝彩。這個紅得耀眼的黨建品牌在幫助這座古鎮實現“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的同時，更為她帶來了無盡的生機與活力。

　　基層組織的服務管理觸角要延伸到社會治理的每一個末梢，靠什么？要靠黨員干部這個“帶頭人”，要靠他們在基層管理服務中發揮先鋒模范作用。在浙江，正是廣大黨員的珍惜愛護和示范引領，“楓橋經驗”才得以由“盆景”變為“風景”。

　　“我是漁民黨員，我們的船是‘瀛洲紅帆’船！”岱山縣衢山鎮船老大顏永武，在帶領“浙岱漁03234”號上的船員成功救起一艘失事船只上全部13名船員后如是說。“浙岱漁03234”號和縣里的另外35艘漁船的黨員船老大，把矛盾調處、搶險救災、環境保護的責任帶到海上，把比學趕超、創先爭優的崗哨建到船上，在漁業、漁船、漁民中推進黨的建設，維護漁區和諧穩定，助推海洋經濟發展。如今，他們共同的名字——“瀛洲紅帆”，早已聞名浙江。以他們為載體的海上“楓橋經驗”，也已成為浙江獨特的風景。

　　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給基層社會治理帶來了新的考驗，也讓浙江各地在創新發展“楓橋經驗”時，更加注重基層黨的建設，把黨的領導深深根植于群眾之中，形成黨建引領、黨員帶頭，依靠群眾加強社會治理的生動局面。

諸暨市楓橋鎮樂山村在楓橋派出所的發動下，成立了一支由個體業主組成的義務巡防隊，被稱為“老板巡邏隊”。

   一顆不變初心

　為了群眾，依靠群眾

　什么是“楓橋經驗”？每一個生活在浙江的人都有自己的回答。

諸暨市楓橋派出所退休民警楊光照（中）當起“老娘舅”

對于退休民警楊光照來說，是他十四年里親手寫下的2748份調解協議，把矛盾化解在基層；對于女企業家陳紅霞來說，是既當發家致富的領頭雁，又做“平安大姐”的帶頭人，是守護一方平安的那份熱情；對于新浙江人朱云鳳來說，是住進了漂亮的旅館式出租房，是這個暑假與孩子們的相聚時光……

　　“楓橋經驗”的誕生來源于諸暨楓橋干部群眾的智慧。同樣，今天，“楓橋經驗”的創新發展依然離不開“發動和依靠群眾”的法寶，不能忘卻以人民為中心的初心。55年來，浙江干部群眾探索的正是——在黨的領導下，為了你我，也依靠你我，我們共同創造也共同分享的那一份平安。

　　群眾是基層社會的主體。“烏鎮管家”“武林大媽”“紅領之家”……浙江有230萬平安志愿者默默奉獻在城鄉，心系平安、守護平安。

　　社會組織是現代社會治理中最活躍的因素，是人民群眾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平臺和載體。近年來，浙江大地的社會組織如同雨后春筍一般蓬勃發展，在發展基層民主、化解社會矛盾、完善公共服務等方面有了更多用武之地和精彩表現。浙江的社會組織，從2007年的2.4萬個增加到2017年的5.1萬個，平均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數9.2個。在諸暨，108萬常住人口中志愿者有近16萬，平均每7個諸暨人中就有1名志愿者，他們不分年齡、職業，出現在每一個充滿愛的角落。

　　新時代“楓橋經驗”啟示我們，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落實到具體工作中，就是要做到經常想一想群眾最盼望什么、最關心什么、最怨恨什么。總結提升推廣新時代“楓橋經驗”，就要從群眾不幸福、不快樂、不滿意的地方入手。

　　寧波市海曙區古林鎮水岸楓情小區的張先生的不快樂，源于回家的這條路“為何永遠這么堵？”張先生們的不快樂，直接催生了寧波市公安局的“大動作”——今年2月，寧波公安機關部署“千警下基層、萬警大巡訪”專項行動，號召每位干警到治安最復雜、百姓最需要的地方去，啃“硬骨頭”，解決共性難題，提升公安機關的社會風險治理能力。

　　在民警的巡防中，張先生的回家路成為了第一只被解剖的“麻雀”。這些天，他驚喜地發現，回家必經的薛家南路變順暢了，比以前起碼快了10分鐘。

　　從浙江走向全國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刀刃所向的正是群眾深惡痛絕的“辦證長征”。2016年12月，在省委經濟工作會議上，“最多跑一次”改革在浙江首次被提出，對準發展所需、基層所盼、民心所向，實現行政審批更簡、監管更強、服務更優。

　　牽一發動全身，一子落滿盤活。“最多跑一次”改革，惠及在浙江工作生活的每一個人、每一戶家庭、每一家企業。到舟山普陀游玩的游客小魯姑娘被窨井蓋絆倒摔傷了門牙，她走進普陀區社會治理綜合服務中心，當天就達成了調解協議，拿到了賠償，這是矛盾糾紛化解的“最多跑一次”；諸暨市民拿著一張身份證，可以辦理209項行政審批事項，實現了“一證通辦一生事”。

　　2018年3月5日，“最多跑一次”出現在李克強總理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從浙江到全國，這場真正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改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帶給群眾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楓橋經驗”來源于人民，服務于人民。浙江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建設因堅守這個宗旨，而有了堅實的民心基礎。

長興縣洪橋鎮便民服務中心實現無差別綜合受理，任何一個窗口的辦事人員都可以辦理各類業務。

安吉縣余村：將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

　　一個永恒主題

　　固本強基，防范風險

人民調解員、來自巴基斯坦的博哈里（右二）在義烏市涉外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參與調解。

　　就地化解矛盾，是“楓橋經驗”的看家本領，也是重要任務。

　　歐陸風情濃郁的僑鄉——青田，40多年來，有近70%的青田人走向世界120多個國家，足跡遍及全球各個角落。

　　2014年，青田縣成立浙江首個涉僑調解中心，除了設立法官、書記員外，還有遍布全球的1253名華僑聯絡員。每年，有1500多件涉僑民事案件在這里得到化解，其中87%為家事案件。在法官周小敏看來，這些在他人眼中家長里短的小事，卻是關聯全球各地華僑的“天下事”，是凝聚僑心、助力平安青田建設的重要一環。她從不輕易“敲槌”，而是以僑為橋、為民解憂。

　　聽著輕風拂過竹葉的唰唰聲，松陽縣楓坪鄉斗潭村村主任周偉明堅守在他的農村聯合調解中心。他團結組織了附近17個行政村、24名資深調解員，走出了一條適合山村特點的矛盾糾紛化解好路子。一輛輕裝上路的摩托車，一顆熱情公道的紅心，周偉明和他的伙伴讓田園松陽結出了更多“平安果”。

　　山的那邊，是茫茫大海。在舟山市普陀區朱家尖當了20年漁民的邱安全成為了“海上老娘舅”。豐富的海上工作經驗，讓他處理漁事糾紛得心應手，這也是區海事漁事調處中心聘請他為“海上義務調解員”的主要原因。

　　針對矛盾糾紛主體多元、訴求多元、類型多元的新情況，堅持“用不同的鑰匙開不同的鎖”，構建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新機制，是浙江創新發展“楓橋經驗”的一個新亮點。目前，全省鄉鎮（街道）普遍建有“品牌調解室”，縣鄉兩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實現全覆蓋，還建立了7200多個專業性、行業性人民調解組織。

　　要把矛盾化解在萌芽，就要抓基層、打基礎，這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永恒主題。魏仁明是瑞安市錦湖街道進星村的全科網格員，6月12日，他發現一家黑診所夜間偷偷營業。此事迅速通過街道“基層治理四平臺”上報，被瑞安市衛生監督部門及時處理。

　　每一天，全省有23.4萬多名像魏仁明一樣的網格員，活躍在7.8萬個網格中。在基層社會治理體系中，他們既是信息員，又是服務員；既是聯絡員、宣傳員，也是戰斗員，第一時間發現問題，第一時間解決問題。

　　“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從堅持把社會穩定風險評估貫穿重大決策、重大項目的全過程，到G20杭州峰會期間推動六大重點領域實行“實名制”，將防風險、補短板工作做到社會治理的源頭；從臺州市探索提高全民防范風險意識的新模式——安全教育體驗館，到杭州拱墅區建成全國首個社會心理服務體驗館……新時代“楓橋經驗”注重預防為先，它的功能作用，早已從單純的化解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拓展到防范化解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等各領域的風險，延伸到城鄉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

　　一個發展方向

　　三治融合，推進善治

　　97年前，從嘉興南湖駛出的紅船，徹底改變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5年前，以“紅船精神”為引領，嘉興桐鄉在全國率先探索實踐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層社會治理模式。

　　這個來自基層的探索，被寫入了黨的十九大報告：“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2018年1月，中央政法工作會議明確，“三治融合”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精髓，也是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發展方向。

　　“三治融合”的成長史，就是黨政引導，激發群眾參與基層社會治理內生動力的一次有益探索。

　　改革開放后，作為沿海發達地區的嘉興桐鄉，“政府一廂情愿、老百姓不買賬”的現象時有發生。

　　2013年5月，桐鄉市高橋鎮組建百姓參政團、百事服務團、道德評判團，秉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相得益彰的理念，逐漸探索出“大事一起干、好壞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

　　“三治融合”一經誕生，省委、省政府及時總結提煉，多次召開現場推進會在全省推廣。2018年6月20日，全省“三治融合”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建設現場推進會在桐鄉召開，提出在“三治融合”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上，浙江要做全國的樣板。

　　自治為基，法治為本，德治為先。“三治融合”激發活力、定紛止爭、春風化雨，演繹了一個又一個動人故事。

　　舟山市定海區干覽鎮新建社區，一個美麗的海島社區。2015年5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蒞臨考察，在居民袁其忠的農家小院里，和大家促膝長談。

舟山市定海區干覽鎮新建社區。

　　優美的鄉村環境、特色鄉村旅游文化、綠水青山的“美麗經濟”，是新建社區如今的驕傲。而10多年前，它是干覽鎮最偏僻、經濟最薄弱的地區。

　　在新建社區當了14年黨支部書記的余金紅認為，尋找致富路，就是“三治融合”治理之路——農家樂怎么發展，老百姓自己做選擇；村務社事誰來監督，居民就是“啄木鳥”；道德風尚如何樹立，村歌大家一起傳唱。

　　“兩山”理念的發源地安吉余村村，也見證著“三治融合”的基層治理傳奇。從關停污染企業，到嚴禁毀竹種菜，再到禁放煙花爆竹，10年來，該村發揮村規民約的作用，引導村民行為、規范鄉村秩序，推動余村發展不斷轉型升級。

　　而流傳了千年的浦江縣鄭義門的故事，在新時代綻放了新光彩。鄭宅鎮東明村是鄭義門后裔子孫聚居的村落，村民將祖上留下的《鄭氏規范》中重教育、尚節儉、睦鄉鄰、崇清廉等理念，融入村規民約、家規家訓內容，給現代鄉村治理留下底蘊深厚的啟示。

　　這些年來，浙江創造的溫嶺“民主懇談”“傳化做法”、義烏工會社會化維權、武義后陳村村務監督會、法律顧問進村（社區）、“最美現象”評比、農家樂行業自律等一系列做法，不斷鞏固完善著“三治融合”工作體系，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楓橋經驗”的時代內涵。

　　一種創新動力

　　科技支撐，智慧治理

　　互聯網時代的浙江，風景別樣。

　　全省互聯網普及率高出全國平均水平15%，浙江政務服務網名列全國省級政府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第一。

　　順勢而為，乘勢而上。浙江在繼承發揚“楓橋經驗”傳統做法的基礎上，大力實施“互聯網+社會治理”深化提升工程，著力打造“網上楓橋”新模式，釋放出“互聯網+”在社會治理領域的新效能。

　　“互聯網+社會治理”，直擊社會治理難點痛點。高空拋物是很多城市小區的難題，但在杭州市蕭山區聞堰街道的相墅花園小區，22只由下往上拍攝的攝像頭，治住了小區居民的陋習；電瓶車盜竊案頻發，橫空出世的“時空獵人”利用公安大數據，將一把利劍穩準狠地插入違法犯罪核心；出租房隱患重重，旅館式管理+人臉識別，提升了新居民的居住安全感。

　　深度擁抱互聯網，讓浙江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踐扎實有力——

　　為民服務在網上。2016年12月，浙江啟動“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動“互聯網+政務服務”，成為全國“互聯網+”先行示范區。

　　執法辦案在網上。2017年7月，浙江省政法一體化辦案系統試點運行啟動，通過跨部門數據交換、業務協同、數據共享、流程再造，構建起政法機關一體化的網上協同辦案體系。一個月后，全國第一家集中審理涉網案件的試點法院——杭州互聯網法院正式掛牌成立。今年，全國首個移動微法院誕生在寧波。

　　化解糾紛在網上。2017年，全國首個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ODR平臺，在杭州西湖區法院試運行。2018年6月14日，ODR平臺在全省上線，真正將線下的糾紛解決模式搬到了線上。截至目前，平臺訪問量達159萬人次。

　　風險防控在網上。2016年，浙江在六大重點領域實行“實名制”信息化管理。每天，由網格員收集的3.2萬起事項在網上流轉辦理。立體化、信息化的社會治安立體防控體系，24小時守護著百姓的安全。

杭州互聯網法院工作人員通過訴訟服務自助終端演示網上立案申請流程。

　　……

　　在互聯網時代，擁有數據，往往能贏得先機。全國首批“雪亮工程”示范城市——衢州市，著力打破部門數據“壁壘”，構建“城市數據大腦”，通過對視頻數據、物聯網數據和其他數據進行融合計算，構建起社會治安防控的天羅地網。杭州市通過打造交通智慧管理模式，從出了名的“堵城”到“治堵典范”，這背后不僅僅是城市基礎交通建設的完善、城市空間布局的優化，還有“大數據”治堵上取得的突破。

　　“互聯網+”，讓新時代“楓橋經驗”有了取之不盡的創新動力，也打造出了更智慧、更高效、更可持續的社會治理體系。

　　站在新起點，回望“楓橋經驗”的形成、發展、深化歷程——從鄉村走向城鎮，從浙江走向全國，遍地開花結果。55年來，“楓橋經驗”的內涵不斷豐富，作用日益顯現。作為高高飄揚的旗幟，作為寶貴的精神財富，它不斷引領浙江人民在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道路上奮勇爭先、勇立潮頭！